《我与日记》
我喜欢写日记，厚厚的20几本日记，录下了20几年的风霜雨雪；虽算不上是皇皇巨著，却也凝集了半生心血、半生履痕。
日记既是个人档案也是历史记录。知青生活并非全是苦涩，大学时代也并非都是欢乐：旧友新朋都在这里“备案”，工作波折、生活坎坷也尽现其中。流年似水，日记给我留下了昨天的一页。茶余饭后翻翻陈年老帐，让人感慨万千，“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日记能把我载回再不复返的青春时代。
日记颇可净化情绪。工作、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正如老父所言：“一生顺遂、毫无波折，算不得完整的人生。”有气不能憋在心里，据说国外有一种“感情渲泄公司”，你对什么人有意见，无处撒气，便可去那里租一个模拟橡皮人，任凭责打泄恨。中国并无这类公司，为取得心理平衡，自我渲泄，写日记便是个好办法：一篇日记尽吐胸中烦闷，龌龊肮脏之气，从笔端流注纸上，长嘘一口气，一切都将过去，日记和生活都将翻开新的一页。
日记又可提高写作水平。虽然日记的读者是自己，但对提高写作水平也颇多助益。初写日记时，不过是一段段“流水帐”，时间长了才觉着过于平淡，需要冶炼词句，增强表现力。“夕阳芳草寻常物，解来都作绝妙辞”，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家》、《春》、《秋》也都是普通生活的升华。当然，比喻未必恰当，但借助日记提高表达水平倒是实情。
日记还是交流情感的工具。我的日记是当年女朋友最喜欢的课外读物，常让她读得如醉如痴。如今成家立业，再无花前月下可记，不再吸引别人，但妻子却经常“偷”读并乐此不疲，从中找出喜怒哀乐与我分享。即便是夫妻，也难免有讳言之事：何况八小时之外，忙家务，忙读书。共同闲暇的时间毕竟有限，日记便成了夫妻间交流感情的又一渠道。
50度春秋，有一半时间可寻到旧日的足迹。记日记、读日记是人生一大享受。媳妇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爱我的日记。
《情书》
看当今青年男女好开放，大马路上卿卿我我、搂脖子抱腰，嘴对嘴地说情话，真令我辈羡慕。记得当知青时，恋爱有悖屯垦戍边宗旨，只能暗地里进行。悄悄写份情书，偷偷送出去。这一纸情话掩去了直言的羞涩，也避开了被回绝的尴尬。当然，情书也闹过不少笑话。
大勇一米八的大个儿，白白净净，足以让好多姑娘视为“白马王子”。虽然连里三令五申不许搞对象，但敢犯“天条”者不乏其人。同车下乡的李姑娘，虽容貌丑陋，却暗暗爱上了大勇，偷偷写了一纸情书，乘人不备塞到大勇手里。大勇展开一看吓得灵魂出窍，赶紧塞入裤袋不敢言声。越怕出事儿越出来，早上去厕所，掏手纸时，竟将情书带落地上。事有凑巧，同屋二狗也去厕所，见一方信纸在厕所地上，拾起一看竟乐得忘了此行的目的，吐口唾沫将情书贴在厕所墙上，就回去报信儿。一时间小伙子们似逐臭苍蝇，都拎着裤子跑厕所看情书。待大勇下工回来，情书事件已张扬开了。晚上，连长为此开会，分析阶级斗争新动向。李姑娘没脸见人，寻死觅活，大勇违反纪律，成了批判对象；二狗亦自觉没趣。沸沸扬扬闹了一个多月，可惜有情人难成眷属。
时临岁尾，大家打点行装准备回家过年。北京知青常绪，突然收到一封开头称谓“常绪哥”的缠绵情书，信尾没有署名，但写着往鸡西去信的地址。其实常绪一直钟情于鸡西知青刘姑娘，一见情书大喜过望，无须赘言，必定是刘姑娘有意了。常绪回北京后，一封封情书按地址寄往鸡西，但一直石沉大海不见回音。待过完春节知青归队，“常绪哥”将北京带回的年货，一股脑送到刘姑娘跟前，刘姑娘莫名其妙，但出于礼貌尽数收下，又少不得回送些礼物。常绪忘乎所以，自以为大功告成矣，频频出入刘姑娘的宿舍，以刘姑娘相好自居。忽一日刘姑娘患病，常绪奉汤水于榻前，结果让刘姑娘一顿抢白骂了出去。常绪咽不下这口气：“明明是她写情书勾引我，又反悔无情”。姑娘大哭不止，矢口否认写过什么情书。常绪气愤不过，拿出情书让大家辩认。几位鸡西知青一看落款，是另一位吴姑娘家地址。原来吴姑娘暗中爱着常绪，不好明说，写了这纸情书，谁知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常绪误以为刘姑娘情书，结果演绎出一场“乱点鸳鸯谱”。一纸情书差点闹出人命。
往事如烟，虽已是青年时代的`旧话，却似陈年老酒，开启瓶盖就能嗅到一股醇香，能勾起老知青们对青春的眷恋吧。
《名字》
翻阅报纸，见有一则报道，说是中国人重名现象十分严重，重名率最高的是叫王淑珍的，仅北京市就有王淑珍一万三千名，由此想到了关于名字的话题。
实在替中国人遗憾，方块字成千上万，咋就那么死心眼儿，非在这一两个字里转圈子。尤其近些年，都以单名为时髦，于是给生活增加了诸多不便。也真是没办法，在挚友中，叫张×的就有两位，一唠起某人来，还得在名字前面注明性别、特征：本单位千余人中，叫王×的就有三位，点名报到，要注明是哪个科室的王×，否则要张冠李戴。于是我想，倘若将名字都增至四五个字，便能少去许多重复？但至今无人敢破这“祖制”，也许怕添上几字成了日本名儿，便有崇洋媚外的嫌疑。于是都在这俗不可耐的一两个字中间挤。至此倒羡慕起人家外国人的名字了：有姓氏、有本名、还有父名，一大嘟噜，重名的概率就少了许多。中国名字就得再加上男、女、老、少之类的标志，高矮胖瘦之类的区别，某某单位之类的注释，可就比外国人的名字复杂多了。
其实名字也是一门学问，有人研究名字，总结出许多有意思的规律：譬如“发财”、“连富”之类，多是解放前的“产物”，虽未必真能如其所愿，但毕竟也是一种希望；叫“建国”、“胜利”之类名字的，年龄多在四十岁左右，建国初期都愿赶这时髦。三年自然灾害前后出生的，叫“跃进”、“超英”的不少，文革那些年叫“红卫”、“卫东”的挺多。中国人的名字，往往带有时代的烙印。记得文革初期曾兴过一段改名的热潮，将名字改得革命化，以表示革命到底的决心。据说因了江青的主意，好些名人都改了名，真实与否已无可考证。
我的名字实在也说不出有什么“讲儿”，据说报户口时尚无名字，是位老邻居随口所赐，一直沿用至今，所幸至今未发现有重名者。还真得感谢那老邻居的高瞻远瞩，故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点作品，尽可自然自得地属上自己的大名，没有版权所有被冒名顶替的后顾之忧，倘若署名“王淑珍”，想必事情就麻烦了。
当年下乡、上学一走十多年，“少小离家老大回”，邻人对我的名字便生疏了，叫小名儿不好意思，大号又叫不出来，见面介绍便常用“老康家大儿子”一带而过，虽然心里老大不高兴，却也无可奈何。这些年好容易自己混出了点小名声，实指望能用自己的名字，谁知女儿渐大，天天在门口玩，与邻人厮混得熟了，邻人对我的称呼又改成了“康庄他爸”，其实名字只是一个人的代号，由他去叫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