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作于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这篇文章是韩愈写给他的学生李蟠的。下面就是小编整理的韩愈的师说主旨，一起来看一下吧。
韩愈《师说》主旨及其背景
一般说来，解读古典文本有两大障碍：一是古今语言隔阂，二是写作背景晦暗。有时，二者又往往互相纠结。对中学语文传统篇目《师说》的解读就面临这些困难。
《师说》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写给求学者“李氏子蟠”的。对他们两人而言，文章针对性不言自明。而对于后代读者，却隔着一层历史帷幕。要想掀开帷幕，就需下一番知人论世功夫，结合唐代教育史、思想史、语义史，以及作者全人、全书，尽量复原其规定情境。这对准确把握文章主旨至关重要。
对《师说》最早的释义，大约为康熙时期吴调侯、吴楚材《古文观止》篇末简评。其文曰：“通篇只是‘吾师道’也一句。言触处皆师、无论长幼贵贱、惟人自择。因借时人不肯从师、历引童子、巫医、孔子喻之。总是欲李氏子能自得师，不必谓公慨然以师道自任、而作此以倡后学也。”[1]总之，认为该文主旨，就是批评“时人不肯从师”，倡导后学“能自得师”，将《师说》之“师”理解为一种泛指而非特指。稍后乾隆时代的史学大家章学诚，批评《师说》“未及师之究竟”，认为“授业”、“解惑”实“与传道有间”[2]，也是基于这种泛指理解。这表明他们均未能揭开那层历史帷幕，从而自误误人。以致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将《师说》视为泛论“尊师重教”之文。如此以来，将“传道授业解惑”释为“传授真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将“古道”解为“求师重道”传统，也便顺理成章。
然而，这种泛指性的阐释，是否符合韩愈本意呢？
古代教育史证明，唐朝尤其是前期，学校教育长足发展，甚至早于西方一千多年设立了实科学校，被誉为“达到了世界上和中国空前的昌盛程度”[3]。安史之乱后，官学教育虽有些衰落，但经学、文学大家的私人教学和乡村私学，反而有较大发展。韩愈就曾从独孤及、梁肃等学者游学，李翱、李汉、皇甫湜、孟郊、张籍等则均师从过韩愈。韩愈的好友柳宗元遭贬柳州，“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4]。可见，当时并不存在一种普遍厌学、“耻师”风气。《师说》不也承认童子“择师而教之”、“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吗？那么，《师说》所谓“耻学于师”，究竟针对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