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是一篇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的论说文。下面就随小编一起去阅读韩愈师说的赏析，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韩愈师说的赏析【1】
韩愈所处的唐朝中后期，儒学的师道观已逐渐淡化，世人不以相师为荣，反以求师为耻，特别是知识分子更是耻于学师。为了扭转这种轻师道的风气，韩愈以《师说》为宣言挺身而出，敢于为师。《师说》中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很广，本文只对几个方面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1教师的任务
文章明确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就是说教师的任务。
“传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思想品德和政治思想教育，这里当然指封建社会的封建道德和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是第一位的，也是根本。
所谓“授业”就是指传授什么内容，既传授儒家的经典。为了使学生能够掌握这些知识，必然教给学生读写算的能力，也就是使学生受到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
“解惑”是指在传道授业过程中，学生总会遇到许多不明白的事，教师的任务就是解答学生在传道和受业方面的疑惑。
以上三方面不是并行的，而是以传道为主。三者的位置摆得很清楚，第一是传道，其次是授业，最后是解惑。教师向学生讲授儒家的典籍或者解答疑难，都是以传道为教育目的的。教师在教学中必须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古文典籍和儒家经典，受到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使其具有一定的读写和生存常识，并通过不断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在“道”与“业”方面的疑惑，达到使学生领悟“道”的内涵，最终使儒家道统代代相传的目的。韩愈指出教师最终传授给学生不是“业”，更不是“惑”，而是“道”。
韩愈认为教学目的与任务，首先要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其次是文化知识教育，最终达到发展学生智力的目的。在现代教育中，教学的目的与任务仍没有脱离这三方面，只是由于时代不同其具体内容不同而已。
韩愈对教师任务的论述同样可以为我们所用，用它来说明智育和德育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合理的。
2教师的重要性
《师说》中第一句话就说“古之学者必有师”。为什么必有师呢？韩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会有疑惑不解之事，就需要有人为之解惑。这样短短的几句话，就说明了教师的作用，如果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进一步说明了从师的重要性。
3教师的标准
韩愈说清楚了教师的任务及其重要性，但什么才是师呢？他认为掌握了道的人就是师，他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在那个时代谈的是封建之道，衡量教师的标准始终是以政治为第一位，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把道理解为政治标准，韩愈的观点是正确的。
“道”必须通过授业解惑来完成，要能更好地传道，就必须善于授业和解惑，所以教师不仅自己懂“道”，更要善于传“道”。换言之，教师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修养，才能更好地传道。
4师生关系
韩愈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师”，并提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谁先懂得道，谁有学问，谁就是教师，实际上是在“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标准上进一步讲清楚何以为师的道理，这是符合择师之道的。
他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连续运用两个“不必”强调了三个问题：首先，强调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学生将来甚至现在都完全可能在某些方面超过教师；其次，强调了“师不必贤于弟子”，学生是求学者，但对教师来说，不是绝对的求学者，而是相对的求学者，师生关系是相对的；最后，强调既然师不可能事事“贤于弟子”，那么就要求教师不应该满足现有知识，而应学而不厌，精益求精，不断前进。韩愈指出：“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日：‘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可见，韩愈强调的是一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民主、平等、互动开放的师生关系，他极力主张“尊师重道”，却没有走向过分强调师道尊严和教师权威的极端，这对我们今天处理师生关系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总之，韩愈围绕“教师”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对教师的任务、作用、地位等各方面给予具体的说明并提出了圣者为师的观点，实际就是能者为师的观点，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当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韩愈的《师说》中所表现的师道观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办教育的目的是复兴儒学、排斥佛教和推行文学革新运动，因此他所强调的“道”是儒家之道，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是“圣人之书”。他的教学方式明显地带有枯燥说教和硬性灌输的特点，不利于学生的创新思维与个性的培养。
学史以鉴今。在教育事业大力改革和发展的今天，我们研究古代圣人的教育思想，是为了“温故而知新”，在继承中发展。《师说》中闪烁的积极教育思想，特别是通识教育观、平等师生观、创新学习观及终身教育观等无不对现代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韩愈师说的赏析【2】
韩愈，身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素有“文起八代之衰”和笔力雄健之称，而《师说》应当是最能体现这种文风的作品之一，文章大开大阖，立中有破，破中有立，破立结合，叙事说理如同大江之水，滔滔不绝，令人不敢迫近猝读。
初入教师行当，教授这篇文章，大多着力在字、词、句的落实，久之再教，才发现经典之文非但在遣词造句上出类拔萃、思想方面高屋建瓴具真知灼见，其实在论证的理路方面也属典范，而这种典范恰恰可以通过文章的言语形式得以解读，达到文言并重的教学之效。
“说”之文体，侧重议论，申明事理，或偏重叙事，如《捕蛇者说》；或重于抒情，如《爱莲说》，而《师说》却偏重说理，类似杂文，一般针对现实问题而生发议论，破立结合，刺美现实，文章共四个段落，引导学生关注第二段首句“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可见此文具有针砭时弊之效，是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从师”的不良现象而发，而两句18个字中有8个虚词，几近一半，读之回环往复，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有金属之音，饱含了作者为之痛彻心扉的愤慨与不平，除去这8个虚词，“师道不传久！欲人无惑难！”让同学再读，效果索然寡味，那么，作者究竟想在文章里表达什么？关注至此，学生的阅读兴趣也悄然升起。
研读言语形式，梳理文章脉络，我们会发现，全文形成“立—破——立”的论证理路。
细读首段，“古之学者必有师”“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直接正面论证，给出观点，告诉当下及后人这样一个道理：学必有师，唯道是学。韩愈以为由古至今，一定有老师的传、帮、带，才有“求学的人”代代成长，薪火相传，而选择老师的标准并不在于门阀制度的贵贱、年龄的长幼，而在于儒家之道，因而，老师在这篇文章里的内涵并非单指由中央到地方的官学中的专职教师，而是抽象出懂得儒家之道的.人都可以成为老师，试想，这是一种何等样的胸襟？韩愈之孤明先发可见一斑，此一段为正面论证，令人耳目一新，即便今天也有现实意义！
有立方能有破，破立结合才能形成艺术张力，二段破解时下之弊，作者连接古今，纵横比较，通过对比手法彰显“学必有师”的重要性，三组对比：（一）纵向 “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截然不同的从师态度作对比，以出人也远矣的古之圣人，仍然从师问道，对比当今下圣人也远矣的众人，而耻学于师，结论圣人益圣，愚人益愚，告诉当时之人从师之重要。（二）自身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的“小学句读”与“于其身也则耻师焉”的“大遗其惑”，形成因小失大，舍本逐末的鲜明对比，告诉时下之人这样作法有失明智。（三）横向“位卑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与“官盛的士大夫之族互相嘲笑从师”相对比，结论“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告诉时下之人，如果不懂得从师学习，残末的门阀制度终不可靠！
典范的论说文不会仅仅停留于观点的论证上，而是在此基础上纵深发展，三四两段，正面论证，例证典型，勾连古今，事实胜于雄辩，一则为万世师表的圣人孔子，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告诉时下及后人即便是圣人也没有固定的老师，弟子与老师不必拘泥身份上的尊卑，唯一的区别在于术业专攻与闻道先后的区别；另一则是从师好学的李蟠（唐德宗贞元十九年进士），不受时俗拘束，实行古人从师之道，再次紧扣“唯道是学”的择师标准，而自己敢于逆流俗而上，甘为人师，如同北岛《回答》里的“第一千零一个挑战者”，更加突现自己爱憎之情，即便成为千夫所指的靶子，也希望以此唤醒社会世风转变，大家能够以从师为尊。
通过言语形式，我们会发现作者运用正反对比、破立结合的论证理路去彰显自己的主旨和写作意图，二段与一、三、四也可形成结构上的对比，每个段落里也都明（隐）里含有对比，这种对立对比的写作思维，恰恰也是甄别遴选各种观点和现象的一根点石成金的金手指，韩愈之名的流传，得于其彪炳千古的文章，而文章的著述又源于其高拔的创作思想，“词必己出”与“不平则鸣”，养护了韩子一身浩然之气，敢于在批判中大胆创新，悯怀众生，除去陈言与陋习。
有人说，《师说》的最大的亮点与贡献在于韩愈能够冒社会之流弊，破六朝骈文华而不实之文风，在批判声中昂然前行，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见识，其实，在批判声中昂然前行的不仅仅是背景知识透露给我们的勇气与见识，就文本本身构成的生态，更是如此，“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与“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遥相呼应，告诉当时的人们，老师只是一种身份和意识，并不神圣，弟子在某些方面可能也是老师的老师，一切都应以懂得儒家之道为划分标准，打破了由古以来的“天→地→君→亲→师”“一日师，终身父”的旧有等级樊篱，更给魏晋以来“门阀制度”系统下天生具有优越性的士族接受“从师问道”的可能性做了一个很好的心理铺垫，可谓用心良苦。“人非生而知之者”语本《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孔子囿于时代认为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自己并非如此，按照孔子的逻辑，生而知之的人可以不必从师，而韩愈却进一步明确了世上没有生而知之的人，因而“学必有师”，论点更无懈可击，所以，韩愈在本文中批判的不仅仅只是当时流弊之不足，更纠正了由古以来对于老师和认知方面出现的误区，他始终能够站在对立对比的思维上思考问题，批判声中昂然行在本文中恰如宝剑的两刃，既有纠偏时弊，更有发展旧说。
除此之外，受魏晋骈文负面影响的文章华靡委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唐时人们所共知的，但是，造成个中问题的主要并非是“骈体文”这个形式，根本上，仍然是写作时的思想和内容的双向缺失，因而，韩愈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忧愤出诗人，不平有文章，《师说》便是用骈散结合的言语形式，写出文质兼胜作品的典范，读之朗朗上口，颇有音韵美感，而我们也应当学会通过言语形式，深挖其背后的意蕴，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
因此，韩愈之文语言练达，辞锋骏利，气势壮盛，并非止于口舌，而在于其锐利的眼光，深邃的思想，中正的心态，除此之外，韩子本状元出身，行文跌宕起伏外也非常合乎规范，全文27个“之”字，“之”作为虚词的含义和用法基本上都能穷尽，这也是本文教学方面很重要的语言点。